在「2021年綠島人權藝術季」的邀請下，黃立慧循著個人與家庭史的軌跡，在綠洲山莊會客室中完成了《月桃B面》。其父親（黃英武）及舅舅（林泰欽）曾經是綠島監獄的政治犯，而不在綠島的母親（沈月桃）作為政治犯家屬，直到19歲才第一次與親生哥哥見面，爾後再結識了未來的丈夫。「月桃」這名字，同時也是種在綠島上的植物；1950年代還在新生訓導處的林泰欽可能使用過跟妹妹同名的植物編織繩子，而1960年代已在監獄現代化後的綠洲山莊服刑的英武，不知道牆外其實長滿了與未來妻子同名的植物。
在黃立慧的記憶中，舅舅一直都跟家人住在一起，還跟母親一起工作，感情甚佳。然而母親年幼時就送給別人家當養女，其實跟舅舅理應不該如記憶中那般親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底下，母親卻未對哥哥作出切割，甚至一直保持著聯繫。這讓作為女兒的黃立慧，意識到這不僅僅是血親關係的因素，更可能跟母親為自己設立的生存策略有關。這種敘事通常難以在一般政治犯家屬的表述中被發掘，也驅使黃立慧為此計畫展開追溯，追問母親月桃有關這些往事的複雜關係。
展場空間與配置作為隱喻
看起來是一個完整空間、依照過往政治犯記憶進行重建的會客室場景，實則是兩個沒有相通的平行空間。黃立慧將其中一間入口朝內、政治犯使用的那側作為A面；資訊整理完善、時序清楚完整。另一間入口朝外、訪視家屬進來那一側則作為B面；內容混雜、破碎，也會因著觀眾的參觀行動而產生不同認識的情境。分屬內／外的展場空間作為隱喻，強化了黃立慧與家人曾經在「綠島」上的弔詭命運。
從前作《時間的女兒》開幕時由母親提供的「證詞」、母女對話錄音、母親的綠幕身影、綠島的風聲環境音、人權館的月桃植物說明圖⋯⋯細究展場中的文件與檔案，會發現其敘事中的多線性；這些刻意為之的物件設計及擺放之處，也間接彌補或複雜化黃立慧家族的「政治犯家屬」敘事。
家屬形象在記憶的時間與空間中愈加鮮明和定型，相對於舅舅、父親已是載入史冊的人物，「月桃」卻以植物的形象在人權館中現身，反倒成為了在官方與民間敘事中遊移的曖昧座標。「月桃A面」或許在不停被複述之下成為了驗明正身般的在場，而黃立慧卻藉由「月桃B面」，試圖去標示出母親在其中的作用力。
從言說中找出自己的位置
黃立慧深諳，縱使拍攝對像是自己的父母，仍會有倫理界限的關係需要處理。在創作作品時，母親除了要面對自身所需要的位置，同時也面臨到如何被她的女兒再現的問題。這當中的落差，都會拉出不一樣的敘事角度。過程中，黃立慧也會跟家人解釋自己是怎麼去想這些事情。而無論他們是否足夠理解，黃立慧認為，對他們而言，與其要去理解作品，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女兒如何認識他們面對這些事情的態度。
父親所面對的是自身政治身份被誤判的狀態，其政治性一向是清楚的。對於自己如何被再現，父親本就有一個屬於自身的策略，也能清楚說出他所擔心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母親在作品中現身的動力便與父親不太相同，因為「政治犯家屬」這個敘事，是在與前者相對的情形之下才會發生。對母親而言，她的前提並非在釐清政治性，反倒是在政治受難者的某種苦難敘事已經備妥的狀態下，自己會如何選擇、或站在什麼樣的身份與位置。
縱使母親月桃是在黃立慧出生以後才踏足綠島，在綠島與不在綠島的「月桃」於真實空間中並不共存，但卻在時間上是共謀的。身為告訴黃立慧有關家族白恐經驗的第一敘事者，母親其實也透過言說，表達了自己曾經的辛苦與成就，對於黃立慧而言，母親其實需要在這樣一連串遭遇的事件中，找出自己能被辨識的樣貌。比起白恐政治犯的歷史性身份，黃立慧的作品所要逼近的，其實是有關一個人在穩固的敘事模組中，如何自我言說、隱身與再現的難題。